关于文官带兵,明朝与宋朝之间的区别

2019-05-08 03:23:12

关于文官带兵,明朝与宋朝之间的区别

在后世的历史评论家眼里,明朝军事制度,还有一个被人诟病极多的问题——文官带兵。

关于这个毛病,最深入武侠迷的评语,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说《碧血剑》里的那段话:明朝一向文官带兵,但偏巧运气好,去辽东带兵的熊廷弼等人,都有军事才能。

明朝文官带兵不假,但能带兵的文官却极多。而且,这绝不是运气好这么简单。

1,文官为什么去带兵

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明朝中后期。而这也和明朝的军事制度有关。

自从明朝建国后,但凡出兵打仗,施行的是“专征”制度,特别是在卫所制度稳固的中前期,都是由各卫所出兵,组成军队,然后再由德高望重的大将挂帅出征。这样做的弊病,自然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除非将领本人极其厉害,否则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受损。

明朝开国早期,承担“专征”职责的,多那些功勋卓著的功臣,比如徐达,李文忠,蓝玉等人,这些人有实力有威望,三军自然服气,打起仗来更是捷报频传。但这套制度的漏洞,到了朱元璋死后不久的“靖难之役”里就暴露无遗,当燕王朱棣扯旗叛乱后,拥有全国军事力量的建文帝朱允炆,三次调动百万大军北上,围歼只有十数万人马的朱棣,他同样采取的是专征制度,但选择的人选,却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李景隆,结果明军大败亏输,近百万人被只有十多万人的朱棣打的全军覆没,最后连皇位都被朱棣夺了去。

朱棣登基后改年号为永乐,作为一个马上皇帝,他登基后第一次对北方蒙古的征伐,就给了他当头一棒,当时他给予国公邱福专征大权,命他统兵十万征讨鞑靼,结果邱福轻敌冒进,反而全军覆没。后来的五次北征,吃了亏的永乐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全是自己亲力亲为。

五次北征草原的壮举,成就了他“马上皇帝”的赫赫荣光,却也给他的儿孙“挖了坑”。他的重孙子明英宗也学他的模样亲自“专征”,结果没征赢不说,自己反而被敌人瓦剌给“蒸”了——土木堡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专征的明英宗本人也当了俘虏。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专征”这种模式,对于明朝来说是把双刃剑,本身专征军队的组建,就是以从各处调兵的方式完成,军队的团队凝聚力肯定会受影响,这就需要承担命令的将领拥有卓越的素质,可一旦给予将领的事权过大,就会造成专权,让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所以既要放权,也要节制权力,就成了这个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终整个明朝,历代皇帝在军事指挥权方面动脑筋最多的,也是这个事情。早期朱棣的方式,就是既然信不过别人,那就皇上自己来,但有了土木堡之败的教训后,自己来显然是不可能了,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想办法。

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明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但从整个明朝中前期来看,除了皇帝御驾亲征的那几次外,通常承担“专征”任务的,除了文官王骥(明朝朱元璋后第一个因战功封爵的文官)等少数人外,多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将们。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明朝中后期的历史的话,却发现又不一样,担任专政统帅的,越来越多是文臣,到了最后,几乎最高军事主官,都是清一色的文臣。以强悍武功开国的明王朝,怎么又回到宋朝“以文制武”的轨道了呢?

说这个转变,还是要从明朝军事制度的演变说起,明朝开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分权,放在中央,就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开,放在地方上,就是地方兵权和行政权分开。这样的好处,是最大限度防范篡权奸臣出现,但坏处,就是权力分的越多,彼此也就越扯皮。

特别是地方上,由于事权不统一,事情办砸了,扯皮还没完。为了不扯皮,从明朝第三任皇帝明成祖开始,明王朝就着手统一事权,在省里设巡抚,管辖兵马,民事,司法大权,然后又设富有管辖多省权限的总督。这两个职务,主要就是统一兵权,而这两个职务,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职的临时性职务,巡抚是由中央副部级(侍郎)文官兼职,总督是由中央部级(尚书)级别官员兼职。也就是说,地方的军权,随着这两个职务的设置,开始由文官来执行。

于是原本忙于案牍劳顿的文官,开始走上战争的第一线。

文官掺和这事,第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各类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朱元璋时代,武将集团的话语权极高,开国六公爵,五个都是武将(李善长除外),可随着明朝政治稳定,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武将的作用日益下降,地位也就随之下降。外加朱元璋时代几次大规模整肃风暴,随着蓝玉之流的落马倒霉,武将们也殃及池鱼。

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官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力量迅速壮大。而从明朝中期开始,武将的选拔,也有了以武举为代表的科举途径,而武科举不止考武艺,真正决定中榜的是策论环节,也就是要考上,必须也要熟悉兵法战策,考评权主要由兵部文官来执行,这样一来,武科举出身的武将选拔权,其实也渐在文官手里,能考取功名的武将,好多便成了文官的门生。

此外,明朝兵部的权限也逐渐扩大,明初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之间是相互牵制的,但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五军都督府的权限也越来越虚,兵部的权力却越来越实在。最直接的一条,原先军队的供给靠卫所,后来越来越多靠财政拨款,基本都是兵部拿捏。

而且跟科举造就的文官集团新陈代谢比,明朝那些显赫的武将家族,却大多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明朝建立后,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壮大的,传统公爵武将的力量,却是一直弱化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明朝逐渐开始用大规模的募兵制度来取代卫所制,由于募兵的统辖带兵,主要由武将来负责,为了制衡武将,势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权力,用文官来制约武将。于是以文制武的体制,就这样形成了。

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却还是帝王本人的抉择,对于帝王来说,文官固然讨厌,但是文官集团悠久的传统和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受儒家思想出身的文官,最多只是皇权的制衡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武将则不然,骄兵悍将在历代都是皇权大忌,从国家稳定和皇权安全性来说,文官是执行兵权的最好选择。明朝的军事制度,在绕了一个大弯后,最终还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轨道。与其说是明朝的弊病,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三位立体管理模式

然而即使对于文官本人带兵,明朝也并非完全放心,相反是有一套监督体制的。要让文官带好兵,先给武将分好权,给武将们的一颗“甜枣”,就是“总兵”这个职务。

明朝中后期以后,大多数纯粹的职业武将在军事生涯里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就是总兵。(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后期成了虚职),明朝最早的总兵,设于洪武二年(1369年),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官职,并没有品级,主要是给予担负“专征”任务的元帅的。它真正开始以正式官职的名义确立下来,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何福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从此,总兵一职,才以地方最高镇守长官的名义确立下来。

总兵的特点是常驻地方,并且拥有地方军队的管辖权节制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权统一,可以提高边军的战斗力。但为了防止总兵权力过大,明朝在任命总兵的时候,又在总兵之上设立巡抚,用以节制总兵权力。而且随着宦官集团力量的上涨,明朝在各地又开始设立镇守太监,由宦官监军,将文官武将都监视。这样,明朝的地方兵权,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将相互制约的模式,如果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话,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级别文官出任的总督经略,用以统一事权。所以说明朝的军制,宦官当家或者武将当家,甚至文官当家都不恰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

这个三位一体的模式,究竟效果怎么样。从事实上看,要想这个模式发挥最大效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这个模式必须独立运转,在相互平衡中发挥最大效能,切忌外来因素干涉,而造成内部事权不一。

即打仗的时候,这个体系既要权责明确,每一个人该干啥干啥,更要有军事自主权,不能听凭体系外的人瞎指挥。二是委任统帅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人,即总督(包括经略,督师),必须是富有权谋手段,善于调和矛盾,并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干才。放在官场上,这种人显然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但真放在明朝实际的历史上,我们却不难看到,这样的人真不少。除了曾痛打麓川叛军的王骥外,另一个典型就是北京保卫战时的兵部尚书于谦,而这场战斗的结果,也是明朝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以胜利迫使瓦剌放归了明英宗。于谦之所以会在明英宗复辟后被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开罪于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忠国公石亨。俩人的交恶除了私人恩怨外,一个公事上的原因,就是于谦执着推行“以文制武”的理念,开始在边地大规模派遣文官巡抚治军。但于谦的死,却没有阻止这个潮流。

到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明朝发动对河套鞑靼部落的大规模进攻,然而最早担任专征任务的,都是诸如公爵朱永这样的职业军人,然而几次出征,却最终劳而无功,真正为明朝完成目标的,却是一位真正的文官——三边总制王越,他在成化年间两次发动战役,取得“咸宁海子大捷”,因功被封为咸宁伯。弘治年间,一样是他总制三边,取得击败蒙古达延可汗的贺兰山大捷。以至于蒙古骑兵看到他的战旗,竟会吓得望风而逃。

虽然王越本人因为与宦官汪直交好,晚年又结好宦官李广,以至名声受损郁郁而终。但如他这样文官统兵的模式,之后却越来越多,王越之后接任三边总制的,是同样以军事才能著称的文臣杨一清,到了嘉靖早期,在北方战线上对蒙古作战战功最卓越的,也同样是总制三边的文臣曾铣。而在东南的抗倭战争中,虽然后人津津乐道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卓越战功,但成功驾驭他们,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却是先后担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与谭纶,尤其是谭纶,他不仅是戚继光的老上级,更是戚继光的亲密战友,在嘉靖,隆庆年间,世人说到戚继光的战功,总是以“谭戚”并称。

到了“万历三大征”时期,为明朝平定播州的,是文官梁梦龙。为明朝最终鼎定抗倭元朝战争胜利的,是文官刑阶。而即使是被后人诟病颇多的明朝——后金战争里,给予后金重创的方面大将,同样也多文官。且不论有争议的孙承宗袁崇焕,毫无争议令努尔哈赤苦不堪言的熊廷弼,同样也是文官。而在崇祯时代开打的明朝镇压农民军战场上,给予李自成等农民军最惨重失败的,诸如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大将,一样都是文官。

3,军事文官的练级路

从这些人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是文官带兵,但是明朝带兵文官的整体素质,比起北宋来显然是高得多的,至少,要担当统兵大帅,在明朝并非是仅会写几篇文章就能办到的,像北宋打西夏的时代,范雍徐禧这样的人物能担当一面的荒唐事,放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期,基本不可能发生。

在文官带兵的模式确立后,对于带兵文官的选择,明朝不但有谨慎的抉择,更有一套完整的培养过程。一个菜鸟文官倘若渴望建功沙场,也必然要经过一番艰难的磨练。

这个磨练过程,从明代几位战功赫赫的文官身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首先是要有军事基础,特别是在进入文官体系之前,要经历军事素质上的培养。比如指挥了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在还是一个童生的时候,就格外喜欢读兵书,不但读更爱写读书笔记。文武双全的一代大儒王阳明,从小不但熟读兵法,更勤练武艺。他在后来平定宁王叛乱后,因为功劳在外,遭到了京军那群职业武将挑衅,非要拉他比射箭,结果王阳明二话不说,当场弯弓搭箭,连发三箭全中靶心。一举压服四众。

但要想指挥千军万马,只有素质还不够,更要经过培养。一个战功卓越的文官,后人在惊叹他文武双全的时候,却大多忽略了,他是怎样修炼到这等级。比如王越,做三边总制之前,他做过两个重要的职务,一是陕西御史,即在陕西边境督查军务工作,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对于战争的真相,有了切身的体会。后来他在回忆录《襄敏集》里说,在陕西做御史前,对于军务只是想象,在那里工作过之后,才知道怎样打胜仗。而在朱永受命专征时,他也以“襄赞军务”的身份从军,也就是给朱永做参谋长,亲身出谋划策,并亲历战阵,正是这常年的锤炼,最终使他走向成熟,拥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王越这样的经历,在明朝官场上绝非误打误撞。事实上,明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军事文官的培养,都有一套自然的培训体系,一个最终成为名将的人,背后其实有无数场刻意安排的考验。对比其他人看看就知道了,弘治年间统兵两广,平定叛乱的刘大夏,虽然做御史的时间短,但他之前却在明朝兵部职方司干了整整十年。所谓职方司,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总参谋部”,负责全国军事的战略筹谋。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战争的认识,就是在这个看似清水的衙门里造就。

而嘉靖年间和戚继光并称,建立平定倭寇伟业的谭纶,在中进士的第五年,就被任命为南京兵部郎中,在这个任上,由于他受命募兵,抗倭有功,因此才被调任台州知府,负责台州抗倭的募兵抗倭工作,与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密切配合,多次重创倭寇,因此又升任为负责福建军务的福建巡抚,福建抗倭胜利后,又调任两广总督,负责清剿两广倭寇,倭寇彻底肃清后,又调任蓟辽总督,负责抗击北方土蛮部落入侵,可以说哪里有仗打,他就升官到哪里,每一步升官路,都是无数场刀光血影的实战打出来的。以至于《明史》统计说,谭纶不但是武功卓越的文官,更是战场上亲手杀人最多的,他本人武功高强,亲手手刃敌人的数目多达三十人。这样的文官统军,就算是戚继光这种级别的武将,也是绝对服气的。

想在明朝成为一个战功卓著的文官,就要经过这样一个成熟而艰难的培养过程。套用《亮剑》里李云龙的话说:那得血里肉里滚三回。明朝这些能文能武的牛人,都是这么“滚”过来的。

4,被党争与瞎指挥毁掉

明朝自从文官带兵以来,以他们这种成熟的培养体制,造就了大批战功卓越的文官。但是明朝最终的灭亡,也和这种培养体制被破坏大有关系。万历中后期开始,明朝党争越演越烈,这种争斗也涉及到文官带兵层面,党争的参与者都知道,哪个派系的人担负了军事大权,哪个派系话语权就越大。如此一来,许多军事才能卓越的文官,其实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典型如万历晚期担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崛起,辽东明军节节败退的危急局势下,熊廷弼临危受命,很快为明军稳住了战局,可就在局面刚有转机时,万历皇帝驾崩,朝中话语权最大的派系,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可偏巧战功卓越的熊廷弼是楚党,如此一来,东林党展开了轰轰烈烈揭批熊廷弼的高潮,失去已故万历皇帝庇护的熊廷弼备受攻击,黯然去职,接替他的,是以清廉著称,军事常识却堪称白痴的袁应泰。

结果不到一年,辽东局面逆转,重镇沈阳沦陷,并成了后金的都城盛京。而后熊廷弼虽然再度复职,但是却依然受到东林党掣肘,名为辽东经略,其实毫无实权成了摆设。最终随着辽阳沦陷,他成了魏忠贤阉党争权的牺牲品,被魏忠贤罗织罪名杀害,并借机大肆捕杀东林党。正是这种已经严重扭曲的党争,才使得晚明大批毫无军事才能的文官,靠着派系的佑护执掌方面大权,并很快丢盔弃甲。

比起党争来,而明朝文官带兵体系,在晚明遭到了另一个重创,就是文官带兵本身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被破坏。

明朝军队的高层指挥,是一个相互制衡的体系,但在打仗的时候,必须是一个自身独立的系统,才能发挥最大效用。这个道理,连三十年不上朝的明神宗都是明白人,明神宗一辈子干了很多荒唐事,但惟独没干过的,就是干涉前线军事主官的自主权。

明神宗执政时期的几位名将,包括打抗倭援朝战争的李如松,平定扯立克叛乱的郑洛,甚至经略辽东的熊廷弼,在统兵打仗期间,遭受的非议都颇多,每一个作战计划甚至每一场战斗,都会招来外界扑天口水。而明神宗的作法却是力挺,不管外人怎么说,只要认定的将领,就给予百分百支持。比如对熊廷弼,外界骂熊廷弼的奏折,他都留中不发,而熊廷弼更被授予密折专奏权,他的每一分奏报,素来以懒惰著称的明神宗,都亲自批阅并回复。正是这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才成就了这些将领的成功。

万历之前,明朝历次战争虽然也多是文官带兵,各部门相互掣肘,但在相互制约中,通过给予专征文官统一的事权,还能保证权责统一。而到了晚明,这种指挥方式的权力分配本身,也遭受影响,经常在重大战争中,碰到自己军队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熊廷弼的悲剧就是其中之一,身为辽东经略,却毫无实权,听凭巡抚王化贞瞎搞,最终葬送战局,并一起陪绑。等到崇祯灭了魏忠贤后,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越演越烈,猜忌心极重的崇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放在具体战争中,就是他不会给任何人绝对统一的事权,反而乐得听凭下属臣子相互争斗争权。正是这种猜忌,令明朝军队在战场上付出了惨重代价。

比如崇祯年间以重创农民军而著称的卢象升,在皇太极率清军围北京时受命救援,被任命统帅全国援军,可他又开罪于宦官高起潜。结果他名为统帅,却被高起潜暗中使坏,办事处处掣肘搞鬼,而打了败仗的黑锅却由他背,最后他名为统帅,却其实只能统帅了五千人驻守巨鹿,清军攻打巨鹿时,他率领五千孤军浴血奋战,最终壮烈殉国,而在他身边,数万明朝精锐部队在高起潜的指挥下按兵不动,眼睁睁的看着统帅殉难。

他的死,不但让明朝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更让明朝的大对头李自成,少了最恐惧的克星。

而按照明朝“三位一体”的指挥模式,身为统帅的他应该有绝对的实权,这种悲剧本不该发生。然而在崇祯年间,这种悲剧先发生在他身上,后来又发生在另一位名将孙传庭身上,最后又发生在宁锦之战的洪承畴身上,三位最卓越的文官统帅,两个殉难一个投降清朝,明朝最后挽救灭亡的机会就这样丧失,而直接制造了悲剧的崇祯,也最终随着北京城破,在煤山上了结了自己苦命而困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