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医指南——华东医院肿瘤科主任,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赵洪】

2019-05-01 23:33:50

原标题:上海名医指南——华东医院肿瘤科主任,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赵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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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东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成立于1951年,其前身为建于1921年的宏恩医院。医院拥有东、南、西、北四幢医疗主楼以及十多幢配套用房,是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以老年综合医学为特点,立足上海、面向国内外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目前,医院开放床位1300张,现有44个临床医技科室,员工2000余人,其中正、副教授(正、副主任医师)300余人,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共60位。医疗设备先进,拥有当今世界最新技术的数字化手术室、达芬奇机器人、双源光子CT、高清晰度低射线量宝石CT、PET-CT、磁导航血管造影X光机、SPECT、3.0TMR、四维直线加速器等一大批高、精、尖诊断和治疗设备。

赵洪

以科学的名义

人 物 介 绍

赵洪,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华东医院肿瘤科主任,卫生部HIFU技术培训基地(上海)主任,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微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健康科协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胰腺癌的非手术治疗,中晚期肿瘤的综合治疗,包括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放射性粒子肿瘤内植入(内放疗)、透热治疗、肿瘤消融治疗、胸腹水热灌注化疗、免疫治疗等。治疗病种:胰腺癌、肝癌、腹膜后肿瘤、胃癌、乳腺癌、肺癌、肾癌、肾上腺肿瘤、子宫肌瘤、卵巢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宫颈癌、直肠癌、浅表原发或转移性肿瘤、特定部位的骨肿瘤、癌性胸腹水等。

采访笔记

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大段的时间在聊科学。我们说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伽利略,说他的父亲给他最初的启蒙。“科学的精神,科学家的使命与价值观,都是父亲给我的启发。”他的父亲赵保经,中国著名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专家,多次获得过国家科技奖,《中国集成电路大全》的总编。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肿瘤科主任,肿瘤微创治疗部主任,主任医师赵洪,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微创专委会主委,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委会副主委,擅长中晚期肿瘤的无创高温治疗和综合治疗,以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领衔的华东医院HIFU中心在HIFU治疗的规模和治疗数量上居全国领先。

“从某种程度上说,医学是半科学,医生的经验、嗅觉、天赋,很多难以精确的描述和复制,没有量化的标准,西医尚且如此,何况中医。指南是什么,从发展的意义来说,指南不是科学,是用来突破和颠覆的,我们在做的,就是在指南上留下有用的痕迹。”他说。

从外科医生到掌握最新微创技术的肿瘤科医生,他转了型,却走出了一条跨学科治疗的道路,他是中国第一代参与研制和使用HIFU刀的医者,他的科室成员配备,有影像学专长,有消化内科专长,有放化疗专长,“全靠俞卓伟院长支持,一个体制内的单位能实现跨学科多兵种作战,有整体得分优势,病人的预后才可能比较乐观。”

“先整体评估,再决定治疗方案,在我看来,手术未必是首选,当然我们擅长的微创/无创治疗,也未必是首选,一切看病人的实际情况。”有病人辗转找到他说,听说在他这里治疗的病人不开刀活了七八年,而有人接受了手术治疗只活了半年。他说,的确这里有不少这样的成功病例,但这是片面的,按照病人的肿瘤分期等具体情况,在大数据统计学资料的基础上仔细分析,现在这个情况还是适合手术。最后,他说服病人手术,如今病人愉快生存。

他说,在说一种治疗方案优势的时候,一定要花同样的精力向对方说出这种方案的不足,一个不能证伪的技术绝对不是科学。“我们面对的是肿瘤,这是高智慧的病种,死灰复燃,报复性反扑,仅仅残留一个细胞都可能形成燎原之势,过了五年生存期,十五年后又复发的例子不在少数。医学现在能做的就是,提升病人免疫力,与肿瘤达到一定的动态平衡,赶尽杀绝,或者说根治,都是一厢情愿。”

他坦言很可惜,不少病人至今认为人定胜天,只要努力就能战胜病魔,切除了就万事大吉,他们不理解,疾病是用来修行的,而有些医生则陶醉在多少例切除的光环下,“淋巴结清扫干干净净,手术无出血,可是病人几个月后没了,值得炫耀吗?病人活得长,过得有质量,才是医生要追求的,导师张延龄教授说,把不需要手术的病人从手术台上拉下来才是本事,这是科学家的精神。”

他说,至今还能保持一种“纯粹的求知欲”,说到此,我心里一亮,在我的成长中,我们所受的教育极少这样的开启,鲜活的现实也让这样的开启举步维艰,因此极难体验到某种依靠内在就能获得的愉悦。“完全是内心的感受,没有任何明确的利益驱动。但也获得了很大的乐趣甚至优越感。这就是纯粹的求知欲。就好比我读《科学史》。”

我点头,我想起爱因斯坦与泰戈尔1930年的一段对话。

爱因斯坦:我不能同意你对真理的看法。

泰戈尔:为什么?要知道真理是要由人来认识的。

爱因斯坦:我不能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却是我的宗教。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种信仰,它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还讲不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1

结缘HIFU刀

唐晔:赵教授,说说您的从医之路?

赵洪:我很幸运,是恢复重点中学后第一批全程读完六年中学课程的学生,复兴中学毕业后,1984年入大学。我是纯理科生,母亲是口腔科主任,父亲是我国著名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专家,成就卓越,著作等身。我喜欢数学和物理,曾想过从事电子计算机,由于高中时生过心肌炎,住过院,对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内心有一种景仰,高考还是报考了医学院,但大学六年一直很痛苦,对大量的背诵记忆实在兴趣不高。

所以,大学期间除了专业,我研究哲学,读苏格拉底、尼采、康德,也读科学史,读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传记,还研究过一阵子人体特异功能——这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掀起一股潮流,当时觉得很奇妙,认为科学不能解释的事实一定是超科学,后来意识到很荒唐——生物医学本身很复杂,缺少好的科学精神指导,没办法区分真假。后来,就转向机械论,只关注解剖、生理学。毕业后我先在华东医院外科,七年之后考研考博,在这期间接触到新技术,国际上非常热门的,中国占得先机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就是HIFU。博士生毕业后,我从外科起步,在华东医院创建肿瘤微创治疗学科,工作至今。

唐晔:您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和运用HIFU的医生,说说其中的经历?

赵洪: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专家就提出,超声波具有很强的穿透性,把超声波穿透身体以后聚焦在一个点上,能量密度高了,就可以隔着身体烧死癌细胞。超声波对人体没损伤,而且也是一种显像手段,但对工程技术要求很高,一直是技术跟不上想法,发展缓慢。

一直到九十年代计算机科学进步,分析控制、高清晰显像等技术的突破,中国很幸运在这个领域占得先机,上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第一台用于临床的HIFU产品是中国制造。我1997年读研究生,做的课题就是超声热疗。我不但接触,还参与了第一代超声治疗设备的临床的前期工作,比如做动物实验,制定规范等。读研期间是超声热疗,当时没能做到聚焦。后来博士期间进入聚焦,主攻HIFU。所以现在算来,我是上海第一位从事超声热疗和超声聚焦的医学博士。但当时在华东医院,放弃外科而创办微创中心却是一次很痛苦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之前15年外科职业生涯和手术情结的终结。期间内心的动力,是从小被灌输的求真和创新的科学精神。

2

根治肿瘤是“伪命题”

唐晔:您之前是手术医生,现在是肿瘤科医生,对肿瘤治疗的理解一定有所不同?

赵洪:是的,在治疗观念上已经开始颠覆。以前,人们觉得是肿瘤必须切除,大部分的病人和医生几乎都认为,外科手术是根治恶性实体肿瘤的唯一方法。但事实上,根治术不等于根治。我的导师张延龄教授对我说,开刀就像骑车,只要练,总会骑。但外科医生一定要收得住——别人不会开的刀你能开这是本事,但别人都觉得应该开刀,你不开刀用其他方法治疗,这也是本事,而且更需要这样的本事。

所以,我们要避免手术成功了,治疗失败了,这是局部和整体的矛盾,这样的手术成功对病人来说没有获益。很多外科医生现在也开始反思,刀应不应该开,手术对病人带来什么,能不能让病人活得更长,能不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两方面都做不到,那么手术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在肿瘤治疗上观念和理念的改变,其意义不亚于诞生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

唐晔:您的意思是,不管是哪种治疗方法,只要对病人有长久利益,就都可以用?

赵洪:对,这就是从实证出发,要勇于突破既有的条条框框,最重要的是消除认知偏见和行业偏见。其实这么些年,人类对肿瘤的治疗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发病率持续增高,治疗费用几何级增加,大多数肿瘤五年生存期——所谓根治率没有提高。

那么,什么叫根治?通常认为,根治是无瘤以及生存——带着瘤存活到两百岁也不是“根治”。但是,无瘤真的可能吗?只要留一个细胞,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从某种角度上说,所有人都是肿瘤病人,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肿瘤细胞,而且肿瘤是动态的,每天都在产生——以前觉得过了五年生存期没有复发可以反证肿瘤被根治了,这种想法过于机械,因为肿瘤细胞除了死、活,还有第三种状态,就是被抑制或是休眠,我们有过了根治术后22年乳腺癌复发的病例。所以,癌症根治是个假命题,我们观察到的所谓“根治”效果,只能是长期存活。

在这种理念下,肿瘤治疗应该用新的视角去看待,可能中医就提供了更整体全面的视角,就像打仗一样,杀敌一万自损两万,不值;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犯不着——杀死的是对治疗敏感的肿瘤细胞,不敏感的肿瘤细胞都躲着,而自己损失的是骨髓细胞、免疫细胞,如老百姓所说的伤了“元气”,所以也不值得。因此,对肿瘤不一定赶尽杀绝,杀不了肿瘤细胞,但提高自身免疫力,练好自己手上的兵也同样重要。

再者说,肿瘤的最大危害在于它的转移性,那我们也可以尝试阻断它的转移,对于局部治疗,缩小、稳定,即使是减缓其生长速度,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是通过共同努力,让肿瘤尽可能减少对你生活、生命的影响,追求生存期。所以,对“根治”二字,真的没必要太执着。我们很多病人来自长三角地区,家境富有不缺钱,追求根治,认为治疗和长征一样,坚持到底就能根治,但其实是不了解肿瘤的特征。

3

跨学科合作 多兵种作战

唐晔:对华东医院肿瘤科来说,来了患者,通常会做些什么呢?

赵洪:一定让病人充分知情。拿我的经历来说,我做过外科医生,现在是肿瘤科教授,懂放化疗、微创,又是中西医专委会主委,这可理解为跨学科。跨学科是不局限于某个专科或亚专科,相关的学科都要了解,要有整体的把握,,虽然未必是所有领域的专家,但哪个领域都心中有数。

所以,首先以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眼界,判断病人的诊断是否准确,有疑问的就通过影像学、病理学等方法证实,然后进入多学科论证——外科、化疗、微创、放疗、中医、免疫、营养、护理等学科共同参与。单就手术,会很客观地提供统计学资料:手术的中位生存期多少,并发症发生率,中国现在什么水平,国外什么水平,我们医院什么水平,如果病人不适合手术,我们有很多替代治疗。

举个例子,一位六十岁的患者查出胃癌,我评估下来,认为更适合手术,他死活不肯,说他有个邻居一样的病,没开刀,到我这儿接受微创治疗活了八年,我说资料不全面,你知道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却是片面的,虽然是患同样的病,但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我现在撇开我擅长的微创治疗,和你谈手术,不是说服你什么,而是希望你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尊重你的意见。后来他去动手术,现在已经安然地度过第八年了。这个例子中,只是说服了一个病人去接受一个常规治疗,还好理解,还有其他的许多情况,病人不适合做常规的治疗,更适合做新型的或者更前沿的治疗,该治疗或许还在入门阶段,或许我们并不了解,这时,就在考验我们的宽容。还有中医治疗,虽然大多数西医医生对其不甚了解,但不能因为我们不了解就产生偏见,何况,在恶性肿瘤治疗领域,常规的手段疗效并不尽如人意,此时,更应该兼容并包,博采众长。

唐晔:您并没有顺势收进您的科室治疗?

赵洪:是的。我收他进来治疗,只是多了一份病例,但对他来说,会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不能自己会做什么,就一定给病人做什么,这涉及的不只是科学精神了,还有职业素养和良知。

唐晔:华东医院肿瘤科主要的擅长在哪?

赵洪:HIFU、微创及和微创相关的治疗。来这里的肿瘤病人主要有四类:不能手术的;不能耐受手术的;手术后转移的;有手术指证,但充分知情后仍拒绝手术的。而对病灶来讲,适合深部、在手术禁区的;在血管旁的,像胰腺癌,肝癌,肾上腺肿瘤等。

唐晔:您觉得HIFU有什么优势和不足呢?

赵洪:它的优点是:不开刀,不流血,不受肿瘤大小、形状限制,术后恢复快,总体治疗费用低,激活机体免疫系统,无辐射、无化学损伤,可重复治疗等;作为肿瘤治疗综合手段之一,HIFU可以选择性的将能量集于体内深部靶区组织,而对靶区以外的组织几无损伤。由于HIFU治疗时无需麻醉、无创伤、无痛苦,病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治疗,特别对一些晚期肿瘤病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生存的希望;留在体内的凝固性坏死病灶,可以起到“肿瘤疫苗”的作用,能提高机体抵抗肿瘤免疫力,理论上被认为是“双相”抗肿瘤疗法。

其实,每个技术都有其优势和不足,我们在介绍其优势时,也要花同样的精力去讲清楚它的缺陷。目前HIFU的缺陷是:一,因为超声波本身的特点,遇见骨骼和气体会有很大的折射和反射,所以目前尚不适合肺癌与脑癌的治疗;二,HIFU虽然没有创伤,但难做到无损实时测温,到底温度多少,每个人个体差异不同,很难确定。

经验在这时起了一定的作用,而经验是一种工匠精神,贯穿你的一生,是知识在个体内的沉淀。所以,医学很大程度上是半科学,相当一部分的构成是经验。我认为,有进取精神的临床工作者一定不能局限于常规和指南,要勇于为其添砖加瓦,甚至颠覆它。

唐晔:华东医院的肿瘤科有什么特点呢?

赵洪:我们的肿瘤科分肿瘤化疗和肿瘤综合治疗,单说肿瘤综合治疗的医生,就有外科学的博士、硕士,还有内科学博士、硕士,影像学硕士等,一个临床科室有这么多学科混合,这在目前的体制内是罕见的,但是这个时代的肿瘤学科,正是增加新篇章的时候,谁去做?我们科最初的设定就是跨学科,对付肿瘤,采取多兵种协同作战。

我们始终认为,对一个病的首选治疗,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看疾病发展到哪一期,哪种治疗方式对病人最有利,哪种就是首选。但是,很多病人会纠结于刀要不要开,伤口开得大不大这种并不是重点的问题。

4

科学的精神

唐晔:您认为,医患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

赵洪:有人认为,有效医疗资源应该放在可以治好的病人上,但我认为,早期病人和晚期病人生存权是平等的,医生和病人是什么关系——针对这个病,我们坐在一起讨论,有风险你要了解,我们共同承担,而不是把病人当小白鼠,所有的方案没得商量,医方强势,病人不管认可与否,只得接受。单纯地把医学当做一门技术手段,而忽略了其人文的内涵(如爱心、同情心、同理心等),将是很可怕的。

唐晔:能有这样的想法,与您当初读过很多哲学著作有关吧,那现在的阅读习惯是?

赵洪:现在仍喜欢看《科学史》,很多科学家都富有很强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像爱因斯坦,他为什么伟大?战争期间,他的很多科学家同事,披上军装去研究杀人武器,当时有句话“科学家在和平期间属于全世界,战争时期属于国家”,这句话被反复引用,爱因斯坦却认为,说这句话的是只有脊髓没有脑髓的人,这是爱因斯坦超越一般科学家的对科学和人类的思考,还有法拉第、牛顿、居里夫人等。反思当下社会,对偶像崇拜、对钱权崇拜,都太世俗,应该崇拜一种精神,那就是科学的精神。

我的父亲对我影响挺大的,记得小学时,我的同学还在看《大闹天宫》,他带我看过一部内部资料片,丹麦电影《血的秘密》,其中的主人公也算是个富二代,但他倾家荡产,专注于血型研究,期间艰难重重,甚至身败名裂,众叛亲离,也始终不放弃。父亲说,这就是科学精神,也是科学家的精神,科学不是名誉利益的代名词,只有科学知识而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是抵不住诱惑的。

唐晔:那么,您从当初到现在,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一定更深刻,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赵洪: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包括:一、实证精神:凡事讲证据;二、探索精神:对科学、事物的本质有发自内心的好奇感并勇于探索;三、创新精神:勇于突破教条,不盲从权威,敢于自我否定;四、独立精神;五、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唐晔:如果不学医,您会做什么?

赵洪:会从事计算机、物理学之类,也许成为一名其他行业的技术专家。

唐晔:您认为,医学的核心价值在哪?

赵洪:以人为本。很多医患矛盾都在于这方面的缺失。有句话是把病人当亲人,这是胡说,当亲人不可能,但只要当人就可以。医生一定要有同情心,我们接触的是身体或心理上的弱者,不分种族贫富,人家以性命相托,所以凡事必须对得起良心,始终要把病人的生命和治疗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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