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生和死那都不是事儿

2019-05-08 03:59:53

原标题:走进“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生和死那都不是事儿

“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

你最好不要来到这里。它也绝对不敢欢迎你。

沈阳有3家殡葬店挂着这块牌子。如果可以,有人希望店里“中国首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的牌子,别那么醒目。

其中一个普通的店员,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从没想过自己能活着走出监狱。他服刑期间,刑法修订了8次。眼下,他与妻子住在30多平方米的殡葬店里。他记不清自己过去打过多少人,从前他会因为一个陌生人不友善的眼神火冒三丈。如今他从事殡葬行业4年多,送走了1000多位逝者,表示自己“把生死看得可淡了”。

2014年《法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统计,当时从制度上排斥刑释人员的相关法律法规达362部。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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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秦珍子

这双粗壮有力的手,能抬起两百多斤重的棺材,也会蹭一点口红,轻轻打在遗体的面颊。

也是这双手,1993年,端着一把“五连发”猎枪,连开3枪,让另一个人失去了一只胳膊、两条腿。

监狱的围墙分开了这双手主人的人生。

在服刑20年之前,辣椒(化名)是家里最小的儿子,自称是“全家最上进的人”。靠开大货车的收入,他给妹妹买包,补贴哥哥的开销。他还花1万元买了两把枪随身携带,身边跟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经常和人打架。

眼下,47岁的他与妻子住在30多平方米的殡葬店里。对客户解释各项服务怎么收费时,辣椒会直视他们的眼睛,努力让自己显出诚恳。

辣椒记不清自己过去打过多少人,从事殡葬行业4年多,他送走了1000多位逝者。有的家属为了感谢他想额外给他钱,或是请他吃饭,他“心里老高兴了”。

“(我)把生死看得可淡了,现在。”辣椒用抱婴孩的动作抱着他的宠物,唤这只泰迪犬“儿子”,揉着它的肚子哄睡。

2018年12月,辣椒在殡葬店里教宠物狗学站立。陈西 摄

在辽宁沈阳,辣椒所在的殡葬店是3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中的一家,每家小店独立注册,挂着同样的深蓝色招牌。律师、原辽宁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付广荣是这些基地的创办者。8位跟辣椒有相似背景的“同事”在这3家店里吃住、工作,他们的年龄在30~60岁之间。

“我现在就想好好过日子,攒钱给媳妇买个房子。”辣椒说。去年4月底,他刚从民政局领回结婚证。

这些身份特殊的殡葬师,在送别逝者时,也试图告别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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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师辣椒几乎每个月都会帮客户送别逝去的父母,却没能见到自己父母最后一面。

他的哥哥、姐姐、妹妹如今做了爷爷、奶奶、姥姥,各自有了家族。他们待辣椒依然亲近,也在他出狱后接济过他,但他记得自己不受姐夫欢迎。每年春节,他都选择一个人过。

辣椒见过一个老人,临终前蛆从鼻子里爬出来,没有家人在身边。“当时我想,我老了应该就那样。”他说。

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从没想过自己能活着走出监狱,也没奢望过有妻子孩子或是一份正经工作,保他安度晚年。

每天早饭后,这位殡葬师会去肿瘤医院“蹲活儿”,给医院工作人员、病人家属赔着笑脸。行里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离死亡很近的地方。

辣椒通常会在医院走廊里兜圈,隔着玻璃看病房里的情况,凭经验估计那些病人还能活多久。有病人家属从病房里出来,他才有机会搭话。

日复一日,他看着这些患者被肿瘤困在医院,他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

抢劫、盗窃、绑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辣椒见过的犯人各有各的罪名。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囚服,12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辣椒说,他“进去”第一天就后悔自己做错事了。

殡葬行业工作者常说人要行善。医院急诊科人手不足,辣椒会帮着抬患者。三号店的“三哥”曾经“五进宫”,现在他看到没人照料的老人,会买面包和水,跟他们聊聊。遇到经济困难的客户,这3家殡葬店可能会降低收费。辣椒说,有一次碰到五保户家庭,他只象征性地收了一两百元。

接到客户电话,辣椒会第一时间赶到逝者所在之处,可能是医院,也可能是养老院或家中。他会替逝者净身、穿衣、装棺……帮家属跑完殡仪馆的手续等。活儿多的时候,辣椒一个月能赚两万元,最空闲时,他也有1200元底薪。店里长期工作的殡葬师,有五险一金。

这是辣椒的“好日子”。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曾经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

他还记得那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一米八几的大个儿,高高瘦瘦,在派出所工作”,只因对方与他冲突时“骂娘”,他举枪就射。辣椒出狱后,曾去派出所找过这位受害人,他想道歉,“带他出去吃点饭、推他走一会儿”,把横亘在心里20年的事情谈开。结果对方早就不在派出所工作了。接待他的民警明确表示,为了保护受害人不受打击报复,警方会对他们的信息保密。

2018年12月,辣椒在殡葬店里等活儿。陈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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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2日,辣椒重获自由那天,因为一点小差错,他家乡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没接到“出狱通知”,家人也没等着他。

马路上的汽车把辣椒吓了一跳。时代变了,“长得像板砖”的电话他不会用,坐公交车他不知怎么投币、刷卡,默默地跟前面的乘客学着做。

辣椒记得,他在监狱里得知母亲去世,便想“出去后做苦力,养好父亲,天天给他买猪爪和白酒”。出狱后他得知,父亲没熬过他服刑的最后一年。家人怕他受不了,瞒了他。

他的目标变成了养活自己。

先去建筑工地,辣椒被告知打零工得提交身份证和无犯罪记录证明。他觉得有点“害臊”,说“那我去派出所开个试试呗”。

应聘保安,得是某个安保公司的员工,业主才敢用。辣椒清楚他的身份证很特殊,户口本也有刑满释放的字样。有一次,他拎着土鸡去外地看朋友,用身份证登记住进宾馆,很快就收到警方的提醒。辣椒举着鸡对民警说:“你见过哪个闹事儿的带这玩意儿吗?这小笨鸡儿还活着呢!”

这重身份带来的疏离感和歧视更让他们难受。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获刑的李万军(化名)苦笑着说,过去那段经历是一块“伤疤”,“我们这帮人的自尊真的很脆弱”。街坊一个眼神,都会让他“感觉到防备心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三哥”因持枪伤人、抢劫等罪行5次入狱、服刑23年。从出狱到再犯,间隔不超过一年。他觉得那时整个人“失控”了,直到2013年最后一次出狱,才发现自己老了,第一次入狱时还没有对象的妹妹,快要当奶奶了。

“三哥”记得,有顾客看到店里挂着“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的牌子,马上让他给交付的定金出具收据。家回不去,当年他在抚顺开过塑料厂,风光过,现在“不想在熟人的眼皮子底下过得落魄”,更不想“被原来的圈子吸进去”。

很多重刑刑释人员入狱前年纪还轻,文化水平不高,没有专业技能,本来就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有了这样的背景,找工作更难。“三哥”曾为朋友管过工地,求职屡次失败的辣椒也去朋友开的殡葬店里工作过,因为管住宿。

当时,10多家殡葬店蹲守同一家医院是常事。为了抢活儿,辣椒“干了数不清的仗”,派出所的民警“看到他就头疼”。他打折过别人的骨头,打伤过别人的眼睛,又被拘留,险些再次坐牢。最后,他靠拳头“打出市场”。

辣椒回忆,“活得真没意思,好像没有明天”。“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跟活人的争斗又牵扯大部分精力。他觉得老板请他,是看中他能打架、能抢生意,整个人又开始浑浑噩噩。辽宁省监狱局凌源第一监狱曾在2018年12月发布的“走访纪实”中,将这种刑释人员容易重新犯罪的状态描述为“断线的风筝”。

去年3月,付广荣让辣椒到自己创建的殡葬店工作,给他高于市场价10个百分点的报酬,还帮他张罗了婚事。

有家有工作的辣椒 “心能沉下去了,能体会工作里的人情”。他要面对的逝者,有人被病痛摧残了容貌,有人在事故中躯体受损,有的遗体气味强烈,也有的面庞如活着时一样。有人刚刚离世,身体还柔软温暖,也有的从冰库里出来,躯干僵直,“穿一只袖子也很困难”。

只要没有传染病高风险或其他极端情况,这些殡葬师的手会直接接触遗体,“戴防护会让家属觉得不尊重”。这些殡葬师主要的劳保用品,是白酒和一次性手套。

李万军入狱时还是一名高中生。当年,3个校外青年来纠缠李万军同班女生,还带了“家伙”。他跟对方打了起来,出手太重,造成其中一人两天后死亡。在狱中,他难以接受自己打死人的事实,又觉得未来无望,击碎了监狱玻璃,将尖锐的碎片插进自己腹部。两次剖腹,让他成为“反改造典型”,也让他失去三分之一的胃和肠。

出狱后,他在理发店碰到当年受害人的亲属,试图上前问候,表达愧疚,但对方认出他后,立刻离开了。

“我知道我再做什么都没用了,人已经没了。但我真的不是坏人。” 李万军回忆时语气沉重地说。

殡葬行业竞争激烈,为了不让员工再次违法犯罪,付广荣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找茬、打架,不许还口、还手,由她出面解决。辣椒“听话”,从前他会因为一个陌生人不友善的眼神火冒三丈,现在他慢慢学会克制。

“我厌恶从前的打打杀杀。”辣椒说,他带媳妇旅游,陪她逛街。自己买衣服花几十元的,媳妇想买贵的,他从来不犹豫。

他说自己不久前在路上遇见城管队员执法态度不好,上去“凶了人家一顿”,“看到这种事,我还是要管”。

对“刑释人员”这个身份,辣椒慢慢感到坦然,“这是事实,没什么可瞒的”。有时候他还会稍稍利用一下这样的身份,吓走一些怀着恶意找茬的人。

“三哥”则希望,如果可以,店里“中国首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牌子别那么醒目。辣椒的另一位同事则为了结婚,对岳父母隐瞒“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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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沈阳街头,辣椒的脸和手冻得发红。他穿着一件短款黑色羽绒服和一条牛仔裤,衣服下面遮着不同种类的刀具留下的七八处刀疤,多数因时间推移变淡。

辣椒的妻子小狮子(化名)比他小14岁,两人曾为同一家殡葬店打工。刚结识时,小狮子就知道他“打过罪”,但在接触中,她发现辣椒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漫长的服刑岁月让他跟社会有点脱节,快50岁还单纯,“一根筋”。

小狮子喜欢晚睡晚起,辣椒每天早上为妻子准备早餐。他们总是出双入对,吵架吵凶了,辣椒通常先“低头”。

过去,辣椒不敢动“娶媳妇”的念头。他觉得没有家长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还想到了对方的担心,“万一哪天再犯事可怎么办”。

为此,付广荣劝说小狮子家人数次。这对情侣拿出户口本领证后,小狮子的父亲才知道辣椒的情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开心结。

“一开始,真的是非常恐惧。”辣椒的“企业导师”王明秋说。生意人觉得白事 “压财运”,又怕这些人再次违法犯罪,很难处理。她平时不怎么到店铺里来,请人负责管店。“企业导师”,就是加盟这些殡葬店的投资人。

现在,这位老板敢当着辣椒的面笑着说最初的担忧。但要让普通人对刑释人员完全不介怀,依然很难。李万军眼下负责殡葬师培训,他说尽管跟他们接触的企业家都很客气,但他还是感受到一些人“居高临下”的态度。

这3家店每家有两到3名刑满释放人员组成的团队,他们有相似的过去和困境,相处起来更自在、轻松。

付广荣原来的设计是一位“导师”配五六名刑释人员,自去年8月开店以来,她发现这个数字行不通。当初的17名员工走了一半,有要照顾老人的,更多的是因为怕遗体、懒或是改不掉坏习惯——打小报告、背后拉帮结派搞小动作,一度让付广荣觉得疲惫。

这里没有辞退、淘汰,只有待业。付广荣通常会想办法在几家店中调配人员和工作,或是先让人离店,等待更适合的工作机会。

有人来求职,付广荣不设置“门槛”。但李万军在联系有需求的刑释人员时发现,能踏实下来做事的大多是已经回家三四年的人。有些人还抱有干几天就离开、“去赚大钱”的想法。

付广荣表示,她与近百名企业家沟通过。有人忌讳殡葬行业,有人不敢跟“那些人”搭上关系,怕将来被绑架勒索,还有人宁可直接给钱,也不接受她的合作邀请。3家店最终拉来的“资方”,一位是跟随付广荣多年的志愿者,一位是重刑刑释人员的亲属,还有一位是付广荣多年的好友、做健康产业的王明秋。

付广荣强调,这不是“慈善”“公益”,只有用企业的方式运作,能营利,才能让企业家和刑释人员留下来。

选择什么行业,怎么筹备,她调研了近一年,餐厅、服装厂曾是备选。她清楚,有的刑释人员还有仇恨、报复社会的心理,做餐饮行业她不放心。服装厂需要的资金量太大,她也解决不了。

最后,做过殡葬师的刑释人员“猴子”提议,殡葬业成本低,对从业者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容易上手,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进入的行业。有很多刑释人员已经在做了,市场空间也很大。

付广荣表示,刑释人员群体数量很大,对他们的生存问题放任不管,会对社会安定造成不利影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在押服刑人员基本情况,该年度的释放人数(含减刑释放、假释和刑满释放人员)达到38.7172万人(2009年后无公开数据可查)。

在我国,各监狱、劳教所都安排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学习1~2门实用技术,对他们进行创业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并给予相关个人和企业一定的减免税政策(对于出狱后从事个体经营的刑释人员给予减免税费政策,企业如接纳此类人员也能获得3年的免税优惠)。政府还创办了帮助部分刑释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基地,免费提供3~6个月食宿和针对性的心理指导、技能培训。

2014年《法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称,从制度上排斥刑释人员的相关法律法规达362部。实践中,“高墙外的继续教育”并不充分。诱使他们犯罪的因素依然存在,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部分刑释人员会走上再次犯罪的道路。

“猴子”不想待在从前的“环境”里,他离开家乡,到沈阳打拼。坐在店里,他说最爱《古惑仔》里的山鸡,觉得那种人就是最酷的,朋友都在模仿。一旁的猴子妹妹突然插了一句:“就那玩意儿最害人!”

付广荣发现,等待进入殡葬店就业的70多名刑释人员,大部分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青少年时期缺乏正确引导,一部分人无所事事、自暴自弃,也有人在某些场合突然犯罪。

辣椒服刑期间,刑法修订了8次。他出狱后,对法治建设和人们法制观念的进步“感受明显”——别说“干仗”,“大街上吵两句就有人报警”。

春节快到了,过去,他在医院里找活儿“过年”,用赚钱安慰自己。但是今年,生活换了一副面孔。他期待可以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那样,跟妻子包包饺子,带“儿子”看看电视。

评论 | 不让“他们”进来,就更安全吗

作者 | 马超

我国刑满释放人员再就业问题,不是第一天摆在这里了。经年累月下来,即便是自21世纪起算,这一群体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们似乎成了一个个难点。

同为被依法解除强制措施、重返社会的刑释人员,除了被统计出的“文化程度偏低、家庭关系紧张、物欲较强、就业积极性差”等共性外,个体差异很大。治安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的刑释人员在矫正和预防再犯罪的方向上必然不尽相同。对这些人的妥善安置,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

为什么要为这些“做过坏事”的人探索回归社会的出路?抛开我国监狱法对刑释人员的平权规定以及人文关怀不谈,截止到2006年,全国监狱在押犯为156万人,其中曾被判刑者的比重为14.8%,这组数据中无疑包括了再犯罪的刑释人员。

也就是说,当那些刑释人员在“岔路口”顾盼之时,一旦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疏导,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人的选择,可能再次对社会造成危害。

所以说,应当把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保障,看作是整个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一部分。

鉴于刑释人员个体间存在巨大差异,对他们的安置可以考虑从多方面入手,促成相对行之有效的再就业机制。

从司法角度来讲,一方面我国的监狱法明确规定了“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却又对刑释人员设置了“禁入门槛”。刑释人员不得担任公务员,不得在公检法机构任职,经济犯罪的刑释人员在五年内不得担任金融机构或民营企业的高管。不谈法条竞合的问题,刑释人员本就属于司法机关的重点关注对象,档案和户口有特殊记录,需要定期汇报和接受走访,再加上这种自立法上的“排除”,如果从一种“态度”或“立场”上看的话,多少容易引起某种“指导性”误读。

不管是否真的存在误读,现实情况中,民营企业对刑释人员的接纳程度是很有限的。众所周知,很多企业在招聘中都会把“无犯罪记录”作为基本标准之一,而这些企业面对的市场用户,也经常会以是否聘用刑释人员来衡量一种服务的安全性,仅仅通过排除刑释人员参与就业的可能性,似乎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拿网约车举例,既有案例里通过网约车服务实施犯罪的从业人员中,确实有刑释人员,而更多的此前并无犯罪记录。历次事件引发的舆论探讨也表明,最大程度预防和遏制犯罪行为发生的,是安全机制。换句话说,一套严谨的、高效的安全机制,才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倘若如此,社会企业是否可以考虑尽可能提高安全机制的标准,而适当降低用人招聘的门槛?

企业需要最大程度满足用户需求,用户对购买服务的安全性有需求,这无可厚非。无论接受哪种服务,“安全”都是最起码的标准,是刚性需求。刑释人员面对他们需要重新回归的社会时,很可能与社会存在天然的相互抵触。并不是说每一名守法公民都应该秉承普世价值,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他们。而是比起对个体或某一就业弱势群体预设立场,我们应当更关注行业的安全机制,并相信在一套相对完善的安全机制中,任何背景的从业人员,都不敢或很难触碰法律和纪律的高压线。

在司法与社会的“硬件”之外,刑释人员的心理与行为矫治,是这一切的前提。无论是我国的监狱法还是各部门联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问题更多强调的是就业政策和落实保障,但对他们的心理培训和干预则没有具体办法。要知道,作为刑释人员个体,是否有融入社会、成为守法公民的欲求,是决定性的。如果不能尽可能地完成对他们的心理疏导,使他们确立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的话,是无法完成从刑释人员到社会人的转换的。从司法机构到社会机构,要更多地从刑释人员的心理入手,司法机构在他们被释放前就可以提前介入,引导他们认知社会情态,正视自身现状。而相应的社会机构应该在他们被释放后接手这种“过渡”,从个体入手,协助他们克服困难,建立良好的就业心态。事实上,这也是不少司法机构近年来正在尝试和探索的方式。

这是对刑释人员再就业安置的一种人文关怀,也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保障。

曾经有个任狱警的大学同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刑释人员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一般人到了路口,会停下车,看着红绿灯等待。而刑释人员会看看这个路口有没有摄像头,然后再考虑后续怎么做。

我有点儿抬杠地对他说,我没有前科,开到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一样会看看有没有交通安全监控。

其实我想说的是,红灯人人有可能闯,有人是故意的,有人是没留心,有人身体状况特殊,有人是紧急情况迫不得已……但当一个人愿意老老实实地像其他守法公民一样在停车线内等待的时候,别急着把他撞出去就是了。

当然,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某些顽冥不化的穷凶极恶之徒,制度不会让他们有重见天日、再次危害社会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出品

微信编辑|张国

来源:冰点周刊(ID:bingdianweekly)